早年，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员席建忠实验室的实验出现问题：实验瓶里多次出现黑斑，培养的细胞在一周内就死亡。席建忠一次次地变换条件、重复实验、排除其他干扰，但都没有找到实验失败的原因。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，实验室所用的细胞培养基——DMEM（Dulbecco's Modified Eagle Medium）高糖生物试剂——可能是假的。席建忠说：“DMEM太基础了，我们从没怀疑它会出问题。”但事实如此，在从知名经销商那里买来新一批试剂后，细胞系得以正常生长。

实际上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，“北大、清华等学校的老师也曾多次反映过类似的问题，这是常有的事，已经不新鲜了。”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位教授说。

科学网联合《科学新闻》杂志就科研试剂耗材造假现象，在网上做了调查问卷，在收到的近500份回复中，有32%的人了解试剂耗材造假情况，61%听说过但不了解，7%没听说过；43%的人曾使用假冒伪劣试剂耗材。其中60%受访者为助理研究员（讲师）以上。

假试剂对席建忠实验室造成的损失，不单单是总价几千元的那几盒DMEM培养基。席建忠表示，“试剂本身的花费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培养细胞作为整个实验的最基本一环，位于实验的最上游，如果把实验过程中添加的其他试剂以及仪器和人员成本折算进去，估计损失在二三十万元左右。”北京大学黄岩谊博士表示，假科研试剂危及的将不仅仅是时间和资金。如果因假试剂原因而发表了不真实的结果，那么对整个科研所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。

尽管遭遇假试剂的人不少，但是站出来打假的却不多。调查显示，如果成为假试剂耗材的受害者，只有30%的人表示将向本单位相关部门、正规厂商举报，并诉诸法律手段。

为何大家不积极站出来打假？中国十大维权新闻人物董金狮认为，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可能需要单位出面，打假的程序相对较复杂，票据不在手里；且中国打假的成本太高，一般损失不是特别大的都自认倒霉，再换一批。结果由于没有追究，造假者越造越多，违法企业也越做越大。

科研试剂作为科研中重要的一环，目前还处于监管盲区：国家质检总局、卫生部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管辖范围均不包含生物试剂；科技部也没有这个职能；工商局没有能力检测，如果发现有制假、售假等行为，也只能是通过行政处罚来查处，一般要通过消费者提供的相关材料，才能进行查处。

假试剂除了对科研本身造成伤害以外，对正规公司的声誉和效益也有一定的影响，严重扰乱了科研工作和市场秩序。单一的曝光可能并无法阻止造假者。生物在线列有一份包括了500多家试剂经销商的名单，其中许多规模很小，但却声称销售国外产品。该网站也刊登了不道德经销商的名字。

合法公司对于这些违法者也没什么办法。Invitrogen英杰生命技术有限公司鞠俊表示，由于拿不到明确的证据，一般不会上升到法律途径，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换一批试剂重做，做出来就结束了。生命技术公司列出了Invitrogen官方认定的经销商，公司大中华区主任Johnson Ho建议消费者只从这些经销商手里购买产品。

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飞认为，直接买东西、做实验的往往是新手，实验室应该有一个较好的传统，如要求厂商提供样品数据。国外厂商一般都配合，其数据也较全，国内则很多没有数据，分析其中的问题就会存在很大的难度。

董金狮也提醒科研人员，遇到这种造假情况时，要收集更多更有影响力的证据。

《科学新闻》表示，人们对生活中的假货群情激奋，而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，谁该为他们遇到的假试剂埋单？一块钱的假冒伪劣试剂可能造成几百上千甚至万元级的损失，最终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。中国法律法规对制假、造假和销售假货等不法行为具有相应的法律制裁，但如果没有相应有能力进行监管的部门出手，假试剂的流传很难得到有效的遏制。

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德虎告诉《科技导报》记者，生物试剂是一种特殊的产品，多源自于生物活体。厂家能控制的是产品不被污染，而不能保证各批次的产品所有成分的含量都一致。如同一个体不同时间取出的血样，其血样里的血细胞、白细胞含量会有区别。科研人员防范假试剂的方法，第一是选好厂家，最好选品牌厂家，建立长期、稳定的合作关系；其次，小厂家也有好的，一旦出现实验结果出不来的现象，立刻就要从试剂上找原因。如酶切实验中，DNA片段切不下来，马上就要想到可能是试剂问题，找厂家，即使是小厂家也会给你退换的。做假试剂的公司毕竟是少数，因为从市场机制上说，假的总是站不住脚的。

假试剂确实是让研究工作者既痛恨又很无奈的事，试验中，常需要花很大精力来排查假试剂的使用所导致实验失败的原因。另外，一些实验中的样品本身就相当珍贵和稀少，假试剂的使用则可能导致一些实验无法弥补，许多重要的结果无法揭示，也可能因为假试剂使用而得到一些错误的结果。因此，成立生化试剂管理协会，赋予其相应的监管职能，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，规范生化试剂市场，是制止目前假试剂猖獗的有力手段。